更新時間：2025-08-29 10:59:25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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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領、白領這兩個稱謂源自海外，最初流行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歐洲地區，后來傳入我國并被廣泛采納。藍領多指那些需要運用體力或掌握專門技藝的人員，而白領則主要代表那些從事非體力性質工作的群體。
如今社會情況發生轉變，藍領與白領的界定不再像從前那樣明確，它們的定義持續演變。過去二十年間，多數國人將藍領視為底層勞動者，而白領則代表中等收入群體，這種劃分方式較為固定。但現在，這種簡單的歸類觀念正面臨嚴峻考驗，人們開始重新審視這兩種職業的社會價值。
當前國內經濟持續進步，社會不斷前進，普通勞動者薪資水平逐步提高，特別是具備專業技能的人員，其月收入突破萬元大關、薪酬待遇超越部分高校畢業生已非罕見現象。以上海市為例，依據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發布的信息，具備專業技能的人員平均年薪為13.55萬元，較城鎮單位就業者平均收入高出1.14萬元；而掌握高級技能的人才平均年薪達到17.07萬元，較上海整體平均薪資水平高出4.66萬元。
與此相對，過去被視為體面工作的腦力勞動崗位，仿佛正淪為社會中的新底層——"月收入三千元招不到農民工，卻能招到大學生"的笑話正在現實中上演，從事著單調重復工作、面臨"996"無休止的普通上班族們，一邊自嘲為"打工人"，一邊擔憂自己會淪落為低收入階層。
藍領群體薪水增加，單月收入達到萬元以上，而普通職員薪酬偏低，難以維持中產生活，這構成了當前就業領域的基本面貌，薪資狀況實際上體現了供需關系和競爭態勢的綜合作用。藍領崗位吸引人手不足與白領求職不易的現象并存，從中反映出諸多值得深思的社會現象。
技能藍領“吃香”，年薪可達20萬元以上
技能藍領工人的“標簽”顯然不再是廉價和低端。
在南陽市嘉隆建筑勞務有限公司任職測量放線員的趙力，是一位2000年出生的年輕人，他最近在接受界面職場采訪時談到blue collar是什么意思，自己從事這項職業的時間還不足三年，目前獲得的月薪大約在一萬元上下，并且未來前景相當可觀，如果能夠踏踏實實一步步努力，在三四年之內就有可能晉升為技術主管，屆時年收入預計能超過二十萬元。
高薪意味著對專業技能有嚴苛標準。趙力說明，稱職的測量放線人員，必須精通工程圖紙、工程結構等基礎理論，還要熟練掌握建筑物形變檢測、地形圖繪制等專門學問，并且需要了解質量監管、安全施工與生態保護等內容。
通常情況下，測量放線員依據能力分為初級、中級與高級三個層級，必須完成培訓并且通過考核，獲得相應等級的認證，才有資格開始工作。趙力表示，他現在處于初級階段，如果能夠達到高級水平，月收入能夠達到1萬3千元，同時也有機會轉型為技術主管。
李建國是位出生于八五年的藍領人士,他的職業生涯起步階段比較坎坷。2010年,他從河北工程技術高等專科學校畢業,隨即到首鋼集團擔任設備維護相關崗位。根據李建國的講述,剛參加工作時,他直接被分配到基層班組,從事的都是又臟又累的體力勞動。當時他的月收入僅有1750元,因為數額不大,他既不敢向家里伸手要錢,也只好精打細算地過日子。
他清晰記得，一位曾與他共事的大學同學向他透露，自己不愿日日接觸毫無情感互動的機器，僅服務半載便離職，轉而投身人力資源領域。
在2016年左右，李建國明顯察覺到工作市場趨勢發生變化，技術專長的人才越來越受歡迎。他回憶說，曾經他們安裝完德國西馬克公司的設備后，該公司立刻提供了3萬元的月收入，希望聘請一名技術工人，在那個時期，每月3萬元的待遇算是非常優厚的。
李建國的收入伴隨個人能力增強而顯著增長。工作十二年間，他獲得了建造師資格證和中級資格，職位逐步從基礎崗位普通職員升遷至技術負責人、部門副手、項目副總監，最終成為當前的項目負責人。2016年，他當上工程副經理時，月薪漲到了6800元，現在升為項目經理，收入穩定在每月1萬元上下，另外每年還能拿項目分紅，一旦項目賺錢，年薪就能超20萬。
實際上，以趙力、李建國為代表的“高薪藍領”并非少數。《2022年一線藍領用工及薪酬管理調研》表明，一般藍領年收入約為8萬元，市場最高可達9至11萬元；熟練藍領年收入超過10萬元，市場最高范圍在12至15萬元；部分對技能要求高（比如集成電路、電子制造、新材料）或自動化水平高（例如汽車零部件）的企業里，高級藍領年薪可達到15至20萬元。
而且，和以往“危險繁重”、“地位低下”的看法不一樣，現在擁有高精尖技術的技工已經脫離了高風險的勞動場所，越來越受到市場重視，成為中上階層的就業選擇，同時也贏得了更多人的敬重。
李建國表示，過去在設備旁進行維護工作時，機器產生的聲響十分刺耳，同時設備依賴潤滑油，常常導致一天結束后，工裝上沾滿油污，回家時氣味難聞。現在，鋼鐵廠的環境與從前相比有了顯著提升，它已經轉變為一種集資源循環利用、能源節約、環境友好以及生產高效于一體的現代化工廠。此外，鋼鐵加工設施內安裝了大量自動裝置，僅設備維護時才需要人工介入，其他時候工作人員只需在控制中心進行管理。
要留意的是，即便工作條件有很大提升，收入水平也相應增加，公司仍然遭遇“引才不易”的問題。一方面技術工人的數量不夠，另一方面工人的專業能力普遍不強。
根據界面職場先前披露的信息，人社部公布的2021年第四季度全國“緊缺”的100個職業里，有43個職業與生產制造相關。統計表明，到2025年，制造業的十大關鍵行業中，人才的總數預計會達到6200萬人，但需求上的不足將近3000萬人，這個差距相當于48%的缺口率。
去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副秘書長高杲曾經提及，盡管全國掌握專門技藝的人才數量持續增長，但在整個勞動力隊伍中所占比例依舊不高，目前尚不足百分之三十。國內對于具備專業技能人員的渴求程度一直很高，普遍超過一比一半，而頂尖的高水平技能人才需求比例更是達到了兩倍以上。
制造業普遍面臨的一個嚴峻問題是人才短缺，尤其是高級技工這類熟練工人的匱乏，這已經構成了當前行業最明顯的困境。
“月薪3000元招不到農民工，但可以招到一個大學生”
制造業普通工人崗位應聘者稀少，與此同時，一般性文職崗位求職者眾多，尤其對于以從事文職工作為職業方向的高校畢業生來說，找到合適的工作十分不易。
今年第一季度，高校畢業生就業市場景氣指數顯示為0.71，這一數值是有記錄以來自2019年最低的。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表明，2022年5月，全國16至24歲人口調查失業率高達18.4%。與往年同期相比，青年失業情況達到了五年來的峰值。
與“月薪達到萬元以上”的期望相比，高校畢業生的平均薪酬其實并不高，麥可思研究院最新公布的資料表明，2021屆本科生的月均收入為5833元，普通職位的收入和日常開銷遠非看起來那么光鮮，一些像秘書、文員、出納的工作薪水更是低廉，在部分縣城僅有兩三千元。
社交網站上，有人調侃稱，每月收入三千元難以聘請到普通勞動者，卻能夠吸引高校畢業生，畢業前人們相信未來充滿變數，每個人都有可能逆襲，畢業后現實卻讓多數人感到無奈，仿佛失去了改變命運的機會。
李稻葵教授在采訪中提及，按照國家統計局的界定，我國中產人群的年收入范圍是10萬到50萬元，同時具備汽車、房產和旅游能力。然而，與月薪超過萬元的技能型藍領相比，那些每天擠地鐵、吃盒飯、在CBD寫字樓工作的“格子間白領”，似乎離中產階級的生活更為遙遠，他們被稱作真正的“社會新底層”。
我的前一份工作基本上就是按部就班地干活，薪水也不算高，或許電子廠的普通工人收入都超過我。在成都工作的90后職員熊永琪談到，自己的上一份職業是負責海外貿易業務，試用期的月薪是4000元blue collar是什么意思，正式入職后每個月大概只有5000元上下。
熊永琪最無法忍受的是職位的“基礎”性質，感覺與工廠的裝配工沒什么兩樣。每天去上班，他的任務和步驟都和前天完全相同——啟動電腦、挑選商品、發布四十件商品、撰寫五十條評價、發布三條動態、關閉電腦，循環往復，永無止境。這種單調、重復的工作讓他覺得自己像是“網絡勞工”。工作不到半年，熊永琪干脆直接辭職了。
熊永琪覺得，在現在的工作情形下，許多人爭相選擇辦公室類職業，主要因為社會看法比較陳舊。他說，如果在寫字樓里從事電商相關事務，或者去電子制造企業擰零件，要是把這兩種情況對外講，人們通常會覺得前者更體面些。
剛從大學法學院畢業的吳點，在律師事務所實習期間，主要負責核對材料、了解合作企業的基本情況、進行訪問交流等常規事務，未能運用到自己的專業學識和發揮創新才能，實習期間的薪酬一度維持在每月1700元。
這份工作即便如此，也是通過反復甄選和一番角逐才最終到手。吳點講，與她一同進入實習階段的同僚們履歷都相當出色，有位是北京大學碩士畢業生，還有位是清華大學本科在讀生，其他同窗也大多畢業于中國政法大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這類國內頂尖學府。
她認為，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本質上差別不大，只是社會普遍覺得前者比后者更有面子。吳點表示，假如將來不再做法律相關的事務，他最愿意成為的手藝人，可能是木工，也可能是制陶師傅，或者刺繡匠人，那樣生活會更加愉悅。
技能藍領與普通白領的供需錯位
勞動者的職業身份發生了顯著變化，藍領群體轉變為新的中產階級留學之路，而一般職員卻淪為了底層民眾，這種現象實際上揭示了當前社會藍領與職員之間不正常的供需關系。
當前國內社會經濟體系在持續演變，工業增長模式由過去粗放式數量增長，轉變為注重品質的“專精特新”路徑，這導致對人力資源的渴求也從以往依靠大量人工，轉向對掌握先進技能的專業人才的需要。與此同時，服務業雖然增長迅猛，不過其中多數服務性工作以及普通行政類崗位，主要集中在基礎性服務領域和初級職位上，使得人才市場的供需情況，與那些需要高學歷背景的崗位之間，產生了不協調的現象。
供應端來看，國內人口優勢不再，工作者數量不斷降低，需要較多人力從事的行業開支顯著上升。李培林、崔巖兩位專家經過考察，發現2008到2019年間，所有工作領域和職業類別里，工種人員增加的幅度和速度明顯放緩。
伴隨第三產業增加值在國民經濟中占比的增加以及居民在城鎮區域居住比例的提高，從事基礎體力勞動的人員隊伍中，一部分人開始從制造業部門流動到商業領域。根據官方記錄，在2008年和2019年之間，從事商業活動的勞動者在全部勞動者中的份額從19.8%提升到26.5%，與此同時，制造業從業者的占比則從16.7%降低到13.7%。
與此形成對比，從事腦力勞動的人員數量急劇增長，1999年開始的高校擴招，使得針對這類人群的優質教育、高等教育變得普及，勞動者的學識水平飛速提升，追求城市里光亮、體面工作的學生數量越來越多，白領群體完成了從少數精英到廣泛普及的轉變過程。
供需兩端存在脫節現象，更為重要的是，在職業選擇觀念上，那種認為讀書是唯一出路的傳統觀念依然根深蒂固，許多人對普通工作與職業工作存在偏見，對白領工作與藍領工作有所區別對待，推崇專業技能、重視技術的社會風氣在中國當前社會非常少見。
熊丙奇，擔任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職務，他表明，職業專長人士在職業前進過程中，受職位提升、職稱評定等事項影響，其薪資水平會與辦公職員產生距離，此乃制約專長人士社會地位的核心癥結。他補充，部分公共機構和國有組織在招募時，持續抬高學歷條件，將職專結業生擋在門外，這種做法不利于營造尊重專業技能而輕視學歷的社會風氣。
藍領與白領的定位及其所代表的意義，并非固定不變，而是隨著時代發展持續演變，不斷被賦予新的內涵，最終成為歷史變遷的見證和記錄。
回想新中國成立初期，藍領階層享有崇高政治聲望和社會認可度。隨著改革開放推進，中國社會構造出現顯著轉變。不同于傳統職工與工人身份，新出現的白領職業代表著無需從事體力勞動，在社會階層中處于較優越位置，逐步演變為薪資豐厚、備受推崇且廣受渴求的“理想工作”。藍領勞動者慢慢被貼上若干標記，包括作業場所條件差、報酬少、屬于底層民眾等，其經濟收益與社會身份不斷降低。
近些年，制造業遭遇“勞動力不足”的困境愈發嚴重，在自動化、智能化發展的背景下，掌握專門技藝的工人受到工廠經營者的熱烈追捧，他們的收入水平持續攀升。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一般性的文職人員，不僅薪資待遇難以與這些技術工人相提并論，還要承受著工作難找、失業風險增加、長時間工作制以及可能失去中產身份的種種憂慮。
毫無疑問，現在藍領不再等同于所謂的社會底層，與此同時，白領也不再必然意味著體面且有身份的中產階級。
藍領與白領的界限將更加模糊
某些先進國家的實踐表明，體力勞動者的收入可以超過腦力勞動者，這種情形在特定條件下十分普遍。數據顯示，經合組織統計，2020年德國第二產業從業人員獲取報酬占其產出增加值的比例達到18%，英國為11%，美國則約為9.5%。
業內廣泛認為，參照發達國家的發展態勢，今后具備專門技藝的勞動者將在中國制造業的數字化及智能化升級進程中需求大增，這將促使普通勞動者整體朝向技術型人才的方向發展，進而有望獲得較高報酬，并有機會步入中產群體。
怎樣達成這個目標？參考制造業實力最突出的德國的實踐，職業培養教育至關重要。校企深度結合的培養模式，即為德國制造業輸送了許多技術精湛的從業者，進而讓制造業成為德國享譽全球的卓越象征。
當前中國的職業教育水平仍需改進。熊丙奇強調，盡管過去十年中等職業學校畢業生就業率（包括升學）穩定在96%以上，高等職業院校的就業率也超過91%，超過了普通本科院校的平均水平，然而長期以來，社會各界對職業教育的接受程度和認可程度并不高。
必須改變在教育系統里，把職業培養當作不如常規學習一個檔次的觀念，熊丙奇對界面職場說明，要借助類別教育方式，促使普通與職業學習結合，還要把職業類升學機制建立成和常規升學同等重要的選拔途徑。
對于從事腦力勞動的群體而言，工作機會減少、失業現象普遍、薪資增長速度下降的當前狀況，已經徹底摧毀了“中產階層”所擁有的優越感受。在將來，由于全球技術革新邁向下一輪進程，眾多腦力勞動者的職位將面臨被計算機和智能機器人取代的風險——咨詢機構麥肯錫分析，到2030年，全世界可能有高達8億個職位會被機器所取代。那個時期，或許只有那些工作，它們擁有非凡的特性，能夠進行創新，并且為人們之間的交往提供幫助，才不會受到波及。
可以預見的是，未來體力勞動者與腦力勞動者的區別會逐漸淡化。經濟學家厲以寧認為，藍領階層中產階級的崛起表明“塔狀”的收入分配體系正在轉向“球狀”或“卵狀”的收入分配形態，這一變化順應了進步趨勢。從發展趨勢看，在科技持續發展、知識不斷迭代的大背景下，以往的體力勞動者與腦力勞動者分類標準將轉變為一種“過時觀念”。
當許多人圍繞電腦進行工作時，很難分辨出誰是腦力勞動者，誰是體力勞動者，就連工作者本人也可能無法明確界定。或許在不久的將來，所有人都有望被納入中等收入群體的廣闊范疇，屆時再區分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便失去了實際意義。
（應采訪對象要求，趙力、李建國、熊永琪、吳點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