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時間：2025-07-25 17:00:06作者：佚名
近期，眾多“雙一流”學府陸續公布減少或縮小學術型碩士（以下簡稱學碩）研究生的招生名額，同時加大博士研究生的招生力度，尤其是“直博生”的招生名額。這種調整在基礎學科領域表現得尤為突出。
復旦大學物理系近期公布，自2026年度起，將不再接受普通學術型碩士研究生的報名。在此之前，包括清華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在內的國內頂尖學府，亦已逐步對各自的招生策略進行了調整。這一舉措隨即引發了社會廣泛關注，人們紛紛熱議“研究生入學機會減少”以及“學術型碩士可能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的話題。
依據教育部發布的統計信息，2010年我國共錄取碩士研究生47.44萬名，博士生6.38萬名；到了2022年，全國范圍內碩士研究生錄取人數增至110.35萬名，博士生錄取人數則達到13.9萬名。為了貫徹落實高層次人才培養的戰略目標，2020年舉行的研究生教育研討會上明確提出，未來將重點通過博士層次的教育來培育高水平的學術創新人才，而在碩士教育階段，則主要致力于培養應用型人才，特別是以專業學位碩士的培養為核心。《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發展方案（2020—2025年）》進一步明確指出，要將專業碩士的招生數量提升至碩士招生總數的約三分之二。
在實施過程中，這一政策導向迅速被擴大。目前，我國高校及學術界普遍認為，學術型碩士是本科與博士之間的橋梁學位；而專業型碩士則主要作為就業導向的載體。從招生環節來看，眾多高校對學術型碩士實施了縮減甚至取消的措施，進一步加劇了“博士化”的發展趨勢。
在這一發展態勢中，數學、物理等基礎學科被選為實施“直接攻讀博士學位”策略的核心領域。這一選擇背后的邏輯相當清晰：這些學科的研究準入門檻較高，人才培養所需時間較長，且就業渠道相對有限北京航天航空大學研究生院，“直接攻讀博士學位”模式能夠有效提前識別并鎖定具有科研潛力的年輕人才。
然而，這一現象也引發了一系列問題。在博士階段，對學生的學術追求和研究技能有著極高的要求，對于那些沒有經過碩士階段訓練和過渡的學生來說，他們可能難以應對這種高強度的科研挑戰。而且，如果博士階段的退出機制不夠完善，學生可能會遇到學業中斷甚至就業上的難題。另外起步網校，碩士生在科研團隊中一直扮演著“中堅力量”的角色，如果完全用直博生來替代他們，可能會造成科研團隊結構的不平衡。
總體而言，基礎學科改革需秉持“精選精育”的原則，而非采取“一概而論”的方式。簡單取消學術型碩士的設置，并不能等同于提升培養質量；而且，若資源過度集中于博士研究生，很可能會限制教育的多樣性和靈活性。
在筆者看來，學碩壓縮已直接改變了學生的深造路徑。
首先，推免直博成為主流趨勢后，本科教育背景在選拔過程中扮演著愈發關鍵的角色。其次，“雙一流”高校的學生在推免體系中占據著先天的有利地位，而那些來自“雙非”高校的佼佼者，想要實現“逆襲”則顯得更為困難。
其次，基礎學科作為培養應用學科人才的重要“儲備庫”，若全面轉向直博教育模式，便會導致學碩這一至關重要的“過渡階段”不復存在，進而使得學生的可選范圍大幅度減少。
第三點，盡管專業型碩士的定位是“以就業為導向”，然而在實際情況中，企業對于這類碩士的接受程度卻呈現出不一致的狀態。為了規避所謂的“專碩偏見”，不少學生仍舊更傾向于選擇學術型碩士。然而，隨著學術型碩士招生規模的縮減，而專業型碩士尚未得到普遍的信任，學生們在升學和就業的道路上可能會面臨進退兩難的困境。
除此之外，“博士招生規模擴大”這一舉措并不直接導致教學與科研崗位的相應增多。根據相關數據，我國高等教育機構教師職位以及科研院所博士后職位數量的增長速度，明顯落后于博士生人數的增長。近期，博士學歷畢業生面臨就業困難的狀況日益明顯。以北京為例，該市理工科領域的博士畢業生人數常年占據全國總數的四分之一以上，且在過去十年間，其年均增長率維持在5.4%。自2021年起，北京地區的高校理工科領域的博士畢業生數量已突破萬人大關。
北京高校中，理工科領域的專職教師人數大致維持在2.9萬人的規模，且在某些特定年份，這一數字還有所減少。對于每一位人才以及科研領域的整體發展來說，這種學歷水平普遍提高的現象所帶來的成本是相當顯著的。
我們必須認可，研究生教育分類改革的整體趨勢是恰當的，然而在實際執行過程中，應當防止過度依賴政策指標作為主導方向。
首先，需確保基礎學科擁有一定數量的學術型碩士招生名額北京航天航空大學研究生院，如此一來，可以構建起一個靈活多變的人才隊伍和人才儲備庫。需明確，學術型碩士不僅是科研領域的橋梁，更是那些對科研興趣尚未清晰的學生們一個關鍵的過渡時期。
二是需為直博制度制定清晰的退出途徑和評估關鍵點。比如，對于未能通過中期考核或資格考試的博士生，可以授予其碩士學位，并允許其退出博士培養項目，而不是強制繼續攻讀。
三是需提升外校學生在直博招生中的比例，確保來自不同高校的優秀學子能在同一平臺上享有公平的競爭機會，同時，通過改革統一考試選拔機制，為非“雙一流”背景的本科生提供一定的補充途徑。
第四，需調整博士招生規模的增長速度，以推動教育體系與國家科研及產業結構的協調。博士招生規模的增長不應忽視國家在科研和產業方面的需求，同時應同步增設高水平的科研職位和多樣化的就業途徑。
總體而言，研究生教育的改革與發展旨在既要攀登高峰，又要夯實基礎，相關改革需保持清醒、理智的界限，教育改革及培養單位的實際操作不應在熱潮中迷失方向。在部分學科或高校，暫停招收學術型碩士、擴大博士招生規模的措施是結構優化的必然趨勢，然而，若演變成一場無界限的“政策競賽”，可能會引發一系列衍生問題。在探索分類培養的過程中，我們追求的不僅僅是進展的迅速，更需要制度構建的精妙以及人本理念的堅定遵循。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