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振天系：學術與行政的關系是高校的正業和本業
更新時間：2023-10-12 14:02:45作者：佚名
作者劉振天系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學評估中心研究員、博士
教學是院校的正業和本業，這是一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常識。但它又這么沉重，由于現實留給人們的印象是，教學非但就沒在院校搶占中心位置，并且越是重點學院，教學就越靠邊兒站。本文作者從院校“重科研輕教學、重增收輕教學、重外延建設輕內涵發展”等問題中抽離下來，從學術與行政的關系這一視角進行考察和探究，所獲得的更為本質和深刻的認知，可能更有利于找到問題的癥結與解決的辦法。
學院的骨子里為什么缺乏“為求知而求知”
實事求是地講，教學與科研的矛盾、教學與服務的矛盾，這些現象是共性問題，不獨我國有，外國也有；不是明天才出現，歷史上就已經不是哪些新鮮事。只要掀開160年前出版的日本知名學者紐曼所寫的《大學的理想》一書，都會曉得這一問題在當時是多么引人關注。
學術與行政的關系，說大則大，說小也小。說它大，涉及高等教育與政治的關系、高校與政府的關系；說它小，涉及高等中學內部學術與行政關系、學校管理者與班主任學者關系。不管如何，在我國，學術與行政關系尤為非常，異常特殊，兩者一直纏繞在一起，纏來繞去，到最后總是學術被敵視、被邊沿、被吞沒，強悍的行政力量滲透并支配著高等教育所有領域，學院的一切都被行政化了。這就意味著，在我國院校中，不是教學，不是科研，而是行政管理才真正穩居中心位置，學院行政化是教學地位失落的真正緣由。
我國有學院行政化的傳統，學術與行政從來沒有分離過。在唐代，學在官府、學術官守，以吏為師。學院仍然處于行政管制之下，從來沒有像西方那樣成為獨立的領地。道家崇尚學而優則仕，學習和接受教育，第一目的和最高目標是讀書出仕，骨子里缺乏為求知而求知的種子。所謂飽受十年寒窗苦，求取功名天下知；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求知做學問，從來不是讀書人的主流價值觀。古人也有學問做得挺好的，但這種學院問家，常常是在仕途不順時才改做學問并以此言志的。《左傳》講：“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度立言”，可見，立言做學問實在是她們為官不成退而求其次的無奈之舉。元曲小令乃中國文學之頂峰，其間不知涌現出多少文人才俊，李杜詩篇萬古傳。但要曉得，李白、杜甫、白居易、范仲淹、蘇軾……他們都是為官遭貶才成就了藝壇至尊地位。
詩在詩外。古人讀書從來不為做學問而做學問，從政才是根本目的。在她們心目中，只有從政，能夠達成個人的政整治想和志向；只有為官，才顯示出自身的地位和價值。這般，那讀書和做學問，只不過是從政的敲門磚和為官的跳板。所以，中國沒有發展起純粹的知識，這一點正好與古希臘古羅馬產生了鮮明的對照。李約瑟困局“為什么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而首先在西方國家出現”，我想答案其實就在這兒吧。
“官本位文化”阻礙學術創新和教育進步
大教育家蔡元培的貢獻，主要不在于他的教育思想理念多么先進，由于他的教育思想理念或許在日本哪里、在法國那兒幾乎就是一種常識。為此，他的貢獻或許就在于運用這些先進的學院理念對上海學院進行了深刻的整修。眾所周知，20世紀初的天津學院就是個名利場，飽含著濃重的讀書出仕氣氛。那時的班主任都尊稱中學生為“老爺”，而蔡元培硬是立志要把學院弄成做學問的一方凈土。他提到，讀書不是為出仕而至，而是為研究深奧學問，養成碩學宏才的學問家。他對上海學院的成功整修，除了成就了他個人偉業，也使中國學院教育開始了從傳統到現代的變革。
但這些變革實在太艱辛，官本位文化仍然高懸于學術之上。計劃經濟時代，政府直接辦學和管理高等教育，院校不過是政府的附庸物，其招生、經費、人員編制、領導委任、教授任職、教學計劃、教材選用、教學內容等等，無一不是政府安排好的，學院的任務只是執行政府的計劃。變革開放后，開始改變政府辦教育的管理體制，后來更進一步提出完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體制的前提是自由、民主、法治和秩序，就高等教育而言，政府必須轉變職能，簡政放權，擴大高等中學辦學自主權，強化權利的合理配置與阻礙。
但是，變革的推動并不理想，行政權利至上沒有得到挺好解決，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變相泛化和加深，以至于與現代高等教育制度漸行漸遠。正如有人所形容的，我國的高等教育，在形態上是現代的，在生態上卻是傳統的；面子是時尚的，里子卻是落后的，參雜的是典型的官場邏輯和規則，學院除了成了政府的下屬部門，但是學院內部也等級肅穆：不同的院校存在著實際的行政級別，從副主任級到正部級仍然到副部級；從院校黨委主任、校長到分管廳長市長再到主任教授系院長仍然到行政秘書高校博導去削蘿卜，一線班主任處于行政等級最末端；推而廣之，院校課題研究有等級、學術出版物有等級、獎勵有等級、項目有級別、人才隊伍有等級……一切都被等級化，學術活動行政化。學院班主任和學者的活動及其成果，不是來自專家同行的判定與肯定，而是依賴行政等級的認可。行政等級制其實也有很強的激勵作用，但它其實是外在的力量，秉持非學術的邏輯，在根本上制約著學術的創新和教育的進步。
消除行政化擺正“教學中心地位”
由于官本位文化仍然高懸于學術之上，在中國，這些被放在行政等級末端的最廣大的班主任，從事教育教學工作，甚少體驗到學術的自豪感和成就感，而這些穩居行政等級下端的少數高官，卻把握和支配著大量的資源，造成所有學院人拚命爭搶行政職位，攀爬行政階梯。這也不難理解為何一個學有所成的院士或博士生導師卻寧可競聘中學一個辦公室副組長或職能部門一個科級長職位的緣由。在外人看來，尤其在外國人看來，很是不可思議，但對于院校內部人來講，院長或碩導不過是個學術稱號，她們也不過是普通的老師，院長和碩導的頭銜并不能給他帶來哪些著力可支配的資源，但若果她們同時把握一定的行政權利，情況都會大不相同。
從事學術是一項堅苦孤單孤寂的工作，壓力很大，但是存在著相當大的風險性或不確定性，教學和研究未能保證人人都能成名成家，成功者雖然少數，默默無聞者絕大多數。為此，在國人入世精神和當下意識很強的心理作用下，學院知識分子都在權衡著學術與行政的得失，因而會把選擇的天平傾向于從政一端，以換取即時的利益和便宜，畢竟在我國從政從來不會誤學問，甚至反過來更能增進“學問”。而政府或院校雖然也樂意迎合人們這些普遍的從政態度高校博導去削蘿卜，有意識地加以借助。例如，引進、延聘或則挽留她們覺得的個別重要人才，多半會許以一定的官位，同樣，某人取得了一定的學術成就，也要給以一定的行政職務，如此方能顯示對個人的注重。其實，也因而達到對學術、學者管理的目的。官本位背景下，行政及其管理成了學院真正的中心，人們都憧憬著這個中心，追求著這個中心，圍繞著這個中心，借助著這個中心。未能帶來資源、地位、尊嚴的教學活動淪為中學工作的邊沿，一點兒都不變得奇怪。
落實教學中心地位，倘若不改變學院官本位的體制和機制，不確立學術至上的觀念與制度，是根本行不通的。好在國家早已注意到學術行政化的弊病和害處，明晰提出要除去院校的行政化，構建現代學院教育制度，推動整治體系和整治能力現代化。去行政化也好，構建現代學院制度和整治體系也罷，目的都在于改變政府與院校間的關系，正本清源，學術與行政各歸其位，各司其職，該是上帝的還給上帝，該是愷撒的還給愷撒。同時還要建立現代化的院校內部整治結構，真正還學術以尊嚴、還學者以尊重、還知識以尊崇。哪些時侯我們確立了學校本位、學術本位、學者本位，我們的學院就必然會邁向興盛發達，學術創新和活力都會如泉傾瀉，教學的中心地位才會得以真正落實，否則，一切都是空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