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豐銀行門前環保人士跪地待捕，手持工具滿臉驕傲為哪般？
更新時間：2025-08-26 10:54:59作者：佚名
今年四月二十二日，距今已過去一個多月，當時在倫敦金絲雀碼頭的匯豐銀行入口處，有數名環保活動者俯身跪地。她們身后，是匯豐銀行那片破損不堪的玻璃墻面。
據她們所說，這是在等待警察逮捕。
她們臉上不見懊悔或驚慌，反倒滿是自豪。她們腳邊擺放著鐵錘和鋼鑿，那正是剛才打碎玻璃窗的“行頭”。這模樣，不似犯人等候拘捕、伏地懺悔，倒像日本武士準備為國捐軀，端坐如儀、悲愴迎向警官前來“了結”。
這群人，何許也？
1大膽破壞，從容被捕
她們屬于一個無政府主義環保團體，名稱為“反抗滅絕”，縮寫是XR，聲稱自己是不使用暴力的環保團體。
XR自2019年建立以來，在多個國家策劃了若干場號稱“非暴力”的環境維權行動。比如2019年10月，有成員在抗議時攀上蒙特利爾Jacques-Cartier大橋，手持宣傳物要求當局加強對策以阻止氣候惡化，此舉導致清晨主要道路通行不暢。眾所周知，道路阻塞會導致汽車燃料消耗急劇增加，進而引發更多溫室物質散逸到大氣中。
那個月，他們攻占了飛機場，將BBC總部團團圍住，攀上地鐵列車頂部造成交通堵塞，在德國的首都柏林、英國的首都倫敦阻斷道路，還在美國華爾街的象征性銅牛雕塑上潑灑鮮血。僅僅兩周的時間里，就有1200名XR組織成員落網。
自2021年4月開始，他們強化了對金融行業的整治，針對匯豐銀行以外，還先后摧毀了巴克萊銀行的透明屏障，向英格蘭銀行的墻體拋擲了墨汁。對此，XR自然有充分的理由——金融機構聲稱要達成碳零目標，卻依然向依賴化石燃料的企業發放資金，理應受到“警示”！
打碎了匯豐銀行的窗戶，那些主張綠色發展的成員紛紛找來工具。執法部門立刻響應，抓捕了幾位涉嫌損毀公共及私人財產的個體。面對司法力量和法規，該組織成員態度強硬。在被送往車輛途中，她們直視司法人員厲聲質詢：“你們是不是真的要抓我，還是打算逮捕這棟樓里的所有人？”
不采取暴力手段也不參與合作，這是該環保團體核心的實踐準則。一旦成員被拘押，該團體具備充裕的經濟實力，能夠為被捕者安排法律支持，并給予必要的經濟援助。
而要支撐聲勢浩大的活動、上千人的法律援助，XR不能差錢。
事實上，他們確實不差錢。
2“環保”的金主，及背后的商場戰場
XR聲稱自己保持客觀立場，其財政支持主要源自公眾集資。早在2019年，該組織就成功募集到85.49萬英鎊，其中10萬英鎊的捐款是在極短時間內完成的。
克里斯托弗·霍恩是鼎鼎有名的資助者之一。他個人捐出了五萬英鎊，另外他于二零零二年成立的對沖基金“兒童投資基金（The Children's Investment Fund Management，簡稱TCI）”到目前位置已經援助了二十六萬英鎊。
霍恩有“歐洲最令人畏懼的金融家”之稱，掌管著總額逾310億美元的證券財富。2020年，全球市場因新冠疫情動蕩不安，TCI公司卻實現了14%的盈利增長。在此期間，霍恩個人斬獲4.79億美元收益，創下英國當年個人收入之最。
但他名下的投資組合，其實不怎么環保：
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公司是TCI旗下市值達494億美元的最大三只重倉股之一，該企業于2019年因違反鐵路場站的污水排放許可，被處以3.15萬加元的環保處罰。
另有一投資對象，即加拿大國家鐵路公司，其8%股份由TCI持有，就生態保護而言，該企業亦問題重重。該公司曾承認，因柴油大量流入河流而違反環保法規，于2017年遭加拿大當局處以250萬加元罰金，檢察機關認定其犯有重大疏忽之罪。早在2005年，CNR的一趟列車發生脫軌事故，大量氫氧化鈉泄漏至河流，導致超過五十萬尾魚類不幸離世。
TCI旗下美國鐵路企業UNP，其市值已突破十二億五千萬美元大關，但并非毫無瑕疵。二零一九年期間，該公司涉嫌在新建鐵路枕木中應用雜酚油，此物質或會誘發癌癥。有證據顯示，此舉與周邊居民癌癥病例激增現象存在關聯。
二零一玖年，霍恩對XR伸出援手，深度介入綠色環保項目，邁出了宣傳生態保護理念的第一步。
2019年12月開頭，他向TCI投資組合內的七家美國上市企業發出通知，要求這些公司公布其溫室氣體排放數據，如若不然他將賣掉這些公司的股票。收到警告的企業有UNP、CNR、CP，另外還有穆迪、標普全球、特許通訊公司以及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霍恩表示，公司公開碳排放量，有助于降低碳排放，TCI會在所有具備投票權的場合，提出相關決議。
緊接著，他馬上向其他基金經理發起挑戰，指責他們在處理氣候變化問題上的表現不足。2019年至2020年歲末，霍恩持續批評黑石、先鋒、資本集團、富達、高盛、道富及摩根大通等大型基金公司，認為它們對投資企業隱瞞碳排數據，存在“偽裝環保”行為leaf是什么意思，并且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過于妥協”“令人震驚”。
霍恩態度強硬地指出，若資產管理方不責令企業公開碳排放數據，資產掌控者須被革職，此乃其根本主張，即要求減排方面，相關方未達到其（作為先行者的）水準。黑石方面則辯稱，早在2020年春季，該機構已開始運用投票權，在已投資企業的董事會層面促進減碳措施的落實。
在剖開肚子之前，看客不知道你吃了幾碗涼粉。
但有的人僅僅是想借一把刀，在萬人擁簇下，剖開你的肚子。
艾琳·蓋蒂（Aileen Getty）來自蓋蒂家族，是XR領域的重要出資人之一。
她將48.5萬英鎊資金捐給了激進環保團體“氣候緊急基金”，簡稱CEF，該組織32萬英鎊的款項又轉給了XR，事實上，艾琳是該基金共同創辦人之一。
蓋蒂家族于二十世紀初憑借石油交易積累財富，至今仍持有眾多石油行業相關資產股份，例如油田開采權、運輸管道等。旗下企業蓋蒂房地產公司（GYT）的業務范圍廣泛，涉及多個石油領域品牌，具體包括英國石油公司、康菲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海灣公司、雪佛龍公司以及聯合石油公司等。
此外在石油產業之外，當前蓋蒂家族在新聞傳播界也頗具優勢，他們掌管著世界范圍領先的影像資料公司Getty Images。
3你的注意力，我的搖錢樹
XR的今天，其實正是綠色和平的昨天。
發展需要資金,并非不勞而獲,無論出發點多么高尚,一旦開始接受資助,其立場就會在具體行為中顯現出來。
這解釋了為何像XR、CEF以及綠色和平（Greenpeace）之類的環保團體，始終不拿出切實可行的減碳計劃，僅僅停留在口頭呼吁，又對其他人的碳排放行為評頭論足。
所以歷史的表象總是如出一轍。
一九七一年，一些嬉皮士，還有大學生、退伍軍人以及都市上班族，共同組建了名為“綠色和平”的團體，他們租用了漁船，隨后登上了美國阿拉斯加州的阿姆奇特卡島。
那個時期，此地設有美國的一個秘密地下核試驗設施。綠色和平的目標，是要以身體阻擋核試驗——如果進行核彈實驗，就讓我們一同被摧毀。
事件立刻造成巨大影響，眾多人士紛紛加入環保組織。該組織隨即向世界各地發起多項行動，倡導和平理念與生態保護，反對一切形式的核武器試驗。
1974年恰逢其時，法國總理皮埃爾·梅斯梅爾（Pierre Messmer）通過全國電視進行公開講話，提出了一項規模龐大的核能建設方案（Messmer Plan“梅斯梅爾計劃”），旨在實現國家能源自主，由此法國的“能源變革”正式開啟。
核能的開發？綠色和平組織自然不能袖手旁觀，激進的嬉皮士針對核能推進事宜，與法國當局進行了數十載的曠日持久角力。
1985年，震驚世界的“彩虹勇士號”事件爆發。
七月份，綠色和平組織所屬的“彩虹勇士號”航行至南太平洋的穆魯羅瓦島，目的是反對法國計劃在該地實施核試驗，但七月十日，這艘船被所謂的“法國特工”實施炸彈攻擊而最終沉沒起步網校，一名隨行攝影師因此喪生。
“彩虹勇士號”事件發生后，許多人開始支持綠色和平組織，或者為他們捐款捐物，該組織在發展頂峰時，注冊成員數量接近五百萬，后來它一躍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環保組織，曾享有極高的聲譽。
挑戰反動勢力，貢獻崇高理想，對于沒見過戰爭血腥場面的人來講，顯得十分美好。當官方勢力顯得愈發強勢和殘暴時，年輕人就更加激動，勇往直前。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行為出格的個體更容易獲得關注。頂撞、挑戰規則，在官方和媒體面前施加影響，是綠色和平慣用的策略，現在這種做法也被XR、“環保少女”格雷塔以及許多環保團體在公共宣傳中廣泛采用。這些所謂的對抗行動，本質上與環境保護毫無關系，實際上是一種實實在在的“關注度產業”。
借助宣傳極端公正的議題，持續不斷進行宣傳，可以吸引公眾關注，從而“萬眾一心紛紛響應”，能夠得到眾多捐助者“帶著糧食跟隨”，那些關鍵人物更得到政治領域快速晉升的契機。從格雷塔，到烏克蘭演藝界人士出身的國家元首澤連斯基，從巴西軍界人士擔任的總統博索納羅，再到美國前商界人士擔任的總統特朗普，情況都是這樣。
不過進入新世紀后，綠色和平逐漸式微，信譽持續下滑，公眾對其行為表演已失去新鮮感。無人關注，正是對這類環保團體最大的不尊重。當下，他們只能針對福島核廢水議題，發表些抱怨性文字；又或者潛入試驗田，采集轉基因植物樣本。
他們轟轟烈烈的“非暴力”“環保”運動，再掀不起波瀾。
這倒也罷了，畢竟常有新事物，可以吸引大眾注意，可以拉動市場購買，可以成為資本熱炒“環保”的焦點，譬如虛擬現實技術，再比如那位年輕的活動家。
4?環保組織，并不關心你的生活
綠色和平的信譽喪失，是意料之中的結局，一條不斷自我確認且持續下滑的路徑。特別是，一旦經濟援助源自歐美國家，情況就變得不正常了。
二零一九年一月，綠色和平與印度當局持續多年交涉無果，最終選擇撤離當地辦事機構，同時顯著減少了工作人員數量。國際新聞界對此反應激烈，驚呼若無環保團體，印度將面臨困境。
雙方的爭執始于2011年，綠色和平組織號召民眾上街，反對古丹庫蘭核電站的重新啟用。
該核電站地處泰米爾納德邦。此邦乃印度南部工業重鎮，毗鄰海岸，適于吸納全球產業遷轉，故獲印度聯邦政府關注。在莫迪執政期間，多家從事蘋果相關產品組裝的廠商選址于此，諸如富士康、和碩等企業。
莫迪對東亞20世紀末的經濟騰飛非常羨慕，現在企圖利用勞動力優勢，再次發展四十年前放棄的工業生產。然而，國內凝聚力不夠強，無法像日本韓國那樣依靠強大的政府或財團，來促進公共設施建設。缺少這些基礎建設，制造業難以獲得成本優勢，對于吸引國際企業入駐十分不利。
當局為改善區域電力配置，決定重新啟用核能設施，然而日本福島核事故遺留問題尚未解決，居民擔憂情緒加劇，進而導致抗議行動及激烈對抗發生。
綠色和平組織表明立場，認同庫丹庫拉姆民眾，支持他們追求公道的行動。
綠色和平的表態，激怒了印度當局。
二零一五年九月，印度當局施行《財政援助管理法案》，終止了綠色和平的接受捐贈資質，此后至二零一六年至二零一八年期間，又相繼查封了綠色和平在印度的資金中轉機構“直接交流印度私人有限公司”，并且凍結了綠色和平的金融機構賬戶。
綠色和平方面堅稱沒有接受境外資本支持，不過一家英國媒體很快對此提出質疑。該媒體在報道聲援印度非政府組織的消息時提及，2018至2019財年期間，印度境內超過兩萬個社會組織總共收到來自海外慈善機構的約23億美元援助。
平均一家團體11.5萬美元。
而同年，印度人均GDP為2100美元。
在同一篇文章里，樂施會印度負責人阿米塔布·比哈爾點明了印度政府部門與環境保護團體的分歧所在：
實際情況是，假如你提供幫助，我們會表示歡迎，然而有些人面臨饑餓問題，另一些人則急需醫療救治，這些情形都是能夠處理的。這種說法是這么回事，就是“只要你去提供幫助，我們就會很高興”。饑餓的人需要得到食物，生病的人需要被送往醫院，這些都沒問題。
制造一個虛構的敵人，然后去對抗它，通常比幫助貧困人群解決基本生活和幸福問題要簡單得多，也更吸引人編故事，還能打動那些整天待在家里的“零食族”。比如現在XR和所謂的“環保少女”發起的活動，它們呼吁大家少排放二氧化碳，少用石油和核能，改善自然環境，為后代打造更好的生活環境。
這難道就是發展中國家民眾當前最迫切的需求么？在107個發展中國家里，有13億人正承受著多維度的貧困。他們似乎更在意下一餐能否吃飽，生病時是否獲得治療，孩子有無機會上學，年老后能否安詳離世等等這些基本的生存愿望。
這些優渥生存條件，在歐美發達國家早已不是奢侈品。
5不平等的發展機會
排放問題本質上就是發展問題，排放權即發展權。
要完成原始積累，就免不了碳排放。
人們肯定記得，自19世紀末工業革命以來，英國空氣污染加劇，首都倫敦也漸漸得了“霧都”的別稱。
老舍先生從前住在倫敦時，曾形容過那種“漆黑的、灰黃的、深紅的，甚至有刺激性的、令人窒息的”倫敦煙塵，這種煙塵積聚起來會阻礙車輛通行，弄臟衣物，使房屋變黑，有位建筑師透露，他在墻上發現過厚達十厘米的含硫污染物，高濃度的二氧化硫和煙霧微粒還會損害居民的身體，這些物質一旦進入人體呼吸器官，就可能引發支氣管發炎、肺部感染、心臟疾病等等
在過去的歲月里，從1900年到2005年這百多年間，那些經濟發達的國家人均累積的碳排放量，是那些發展中國家數值的七點五四倍還多，而且絕大部分的碳排放，都是源自于全球總人口不足百分之十五的二十七個發達國家。
在世紀之交全球一體化不斷深入的過程中，這些污染問題隨后伴隨制造業的遷移，逐漸轉移到了新興經濟體。
恰恰在這時候，西方開始了對“環保”議題的炒作。
2009年哥本哈根舉行氣候變化會議時leaf是什么意思，長期排放額度如何分配，持續成為各方討論的中心議題。西方方面提出的各種計劃，幾乎完全無視發達國家過去產生的碳排放狀況，卻給發達國家劃定了比發展中國家多兩倍到六倍半的人均未來排放額度，以此方式間接推卸了各國本應擔負的歷史義務。
全球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所在的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快速推進階段，能源消耗巨大，實現減排目標相當困難。在此階段向發展中國家提出減排要求，等于減緩它們的工業化步伐，從而造成顯著的政治負擔。
哥本哈根氣候大會明確了人類未來將近四十年間碳排放的總體規模。發達國家承諾了優先減量的份額，剩余的部分便歸屬于發展中國家，而且這部分額度已經非常有限。
若采納發達國家建議的百分之二十五中期減量指標，我國到二零一九年便耗盡排放額度，即便該指標提升至百分之四十，也僅能將額度用盡時間延至二零二一年。面對此情，正在經歷產業轉型的中國，已明確計劃在二零三零年達成“碳中和”的愿景。
可是對于那些亟待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呢？
他們今后在承接全球產業轉移的過程中怎么辦？目前沒有答案。
6結語：少些空談，多種些樹
當“環境保護”領域的倡導者主張減少排放，部分發達國家同發展中國家競相爭奪碳指標之際，以色列憑借尖端科技與兩千年前先民的古老經驗相融合，使荒漠變為沃土，民眾得以豐衣足食；中國歷經數十年整治毛烏素沙地，植樹規模堪比八個韓國的大小，此刻即便遭遇沙塵天氣，其肆虐范圍也多來自北方接壤的國家。
在人們焦躁的目光之外，很多人在為真正的環保事業默默付出。
只是他們太過不起眼。
他是賈達夫·帕因，居住在印度阿薩姆邦的馬朱利，當地十幾歲的時候，他無意中發現所住區域正遭受水土流失的威脅，從此決心守護自然環境，每天堅持栽種樹木，在過去的四十年間，他一個人就培育出一個面積達550公頃的森林。
憑借他的付出，馬朱利免遭土地退化的威脅。孟加拉虎、大象、犀牛已經回到馬朱利宜人的生存環境。倘若不是記者注意到了他，他將繼續在無人知曉的情況下致力于讓地球變得更好。
她名叫Timmaka，是印度卡納塔克邦人，當地居民習慣親切地稱呼她為Saalumarada Timmaka，其中Saalumara指的是一片樹林。
她和丈夫一起種了將近8000棵樹，直到今天。
結婚之后，他們無法生育，于是選擇種樹來寄托對孩子的期望。他們一共栽種了385株榕樹，這些樹木如今已經生長成一片廣闊的林蔭，覆蓋了將近五公里的范圍。她曾經獨自承擔著挑水的任務，每天都要為這些樹木澆灌水分。
她是格雷塔·桑伯格，居住在瑞典這個經濟發達的國家，獲得了媒體的高度關注，原因是她在政客面前情緒激動地指責道，言辭激烈地質問對方，控訴其奪走了自己的理想與童年時光。
她并未催促大家栽種樹木，反而組織學生罷課抗議，揮舞著寫有口號的牌子，號召他人投身于“環境保護”活動；為了讓她能乘船跨越大西洋，她的團隊不得不搭乘排放大量污染物的飛機，替她處理乘船的相關事宜；她乘坐火車以低碳方式旅行的照片在網絡上迅速擴散，但她依然在享受現代工業帶來的高碳排放福利。
某些人就是如此。他們一心想要扛著一面迎風招展的旗幟，上面寫著“崇高”，大聲呼喊號召大家奮勇向前，然而暗地里，又有誰能知曉他們究竟在干些什么。
世間萬物皆如草芥，所謂的“環保團體”果真懷有廣闊的仁愛之心嗎？他們聲稱關切“子孫后代的福祉”，在投身“偉大使命”的虛幻感中，換取片刻的安寧；他們重視在“博弈”中攫取的權力根基，在意能否吸引輿論目光，卻全然不顧發展中國家當下的艱難處境。
因為，這些與他們切身利益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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