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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歲時的自我報告

方金鸞

微信版本問題719

1919年，“五四”運動的熊熊烈火在中國迅速點燃。此時，我已升入省第二女子師范學校（后改為省第二女子高級中學，學校位于現蕪湖市第十五中學）。 ，學制五年，預科一年，本科四年）本科第二年，我在此期間參加了蕪湖的抗日救亡學生運動。

60多年過去了，輝煌的過去依然銘刻在我們的記憶中。那些領導學生運動的前輩和并肩戰斗的兄弟姐妹們風華正茂，充滿熊熊的愛國熱情，歷歷在目。

1919年5月底6月初左右，高玉涵先生（他時任五中校監（相當于現任教育院長）接到北京來的電話后，立即召集了一個蕪湖學校領導開會，討論如何應對北京發起的“五四”愛國運動，籌備成立學生會，大多數與會者持觀望態度，但姚申思主管我們學校的人堅決反對，認為男女不近是老祖宗的傳統，男女分學的目的是為了建立學聯，男女混學。高玉涵老師斷然駁斥了這種說法：“請問，你們學校的老師都是女的嗎？怎么會有男老師。”與女性一起工作老師？他們如何教導女學生？什么？”姚無語。

由于高先生主張正義的鮮明態度，會議最終通過了成立蕪湖學生會的決議。各學校學生立即組織起來籌集資金（通過捐款），在二街租了一套房子作為聚會地點，并掛起了“蕪湖學生會”的牌子進行辦公運作。這就是蕪湖學生聯合會的成立。僅省第五中學、甲類商業學校（現蕪湖安徽商業學校）、第二農業學校（現蕪湖農業學校）、翠文中學（現安師大附中）當時的教會學校）和蕪湖學校參加了這個組織。關中學、我們第二女子師范學校等五六所學校，剩下的圣雅閣（現十一中）等學校，由于學校管控嚴格，無法加入，造成了困難。學生四處走動。

蕪湖學聯牌子掛出沒幾天，皖南省長馬連甲（現蕪湖工人文化宮為原省長衙門舊址）和學生就派兵將其拆除。 ”的活動被禁止。然而，愛國青年學生并沒有被嚇倒。學生們繼續努力，轉入地下堅持斗爭。如果沒有辦公室，我們就會另找秘密地點，而且經常更換辦公地點，還得召開會議臨時決定地點。我們女老師的同學出去開會怕被認出來，就脫掉校服，換上休閑裝，打扮成普通女生才出門。盡管隨時都有各種危險，但活動從未間斷過，學生會在斗爭中逐漸壯大。

那時候，像我們這樣的女孩子，即使出了閨閣，也得遵守學校這種大閨閣的規矩。在女兒家，誰敢在公開場合拋頭露面？男人和女人經常互相交流。即使開明的父母能夠原諒孩子蕪湖留學，輿論的批評也是可怕的。所以，我們女老師參加學生會活動的壓力比男生大很多。許多。女老師成立學生會時，我才十六歲。 20歲、能說會寫的楊一珍分別當選為會長和副會長。年輕的我是會長，能干的楊一真是副會長。原因有兩個：第一，我們都不是本地人（楊是合肥人），我們都沒有家長的監督；第二，我之所以升任總裁，是因為我有叔叔方杰武的支持。他活躍于舊社會各行各業。同學曾經開玩笑地對我說：“你怕什么？早上被抓，下午就放了。”

事實上，當時的青年學生非常愛國，充滿活力，勇敢。我常常想：如果我出了什么事，即使叔叔不保釋我也不會害怕。頂多為國而死，死而無憾！工作緊張的時候，我們幾乎每天都出去開會，動員組織罷工、游行、喊口號、發傳單等。每次游行我總是走在最前面，楊一珍在前線。記得有一次，經過長時間的會議，我們晚上回到了學校。我們把會議通過的稿子印成幾千份傳單。印刷完畢后，東方已是白色。匆匆梳洗一番后，學生們立即動員起來，出發去游行。當隊伍經過蕪湖縣政府東門外蘄春關巷時，我高喊口號，突然昏倒在地。當我醒來的時候，我已經躺在宿舍的床上了。

為擴大愛國抗日隊伍，蕪湖學聯聯合各學校教職員工，走上街頭，宣傳日本帝國主義自作自受的險惡用心和國家民族面臨的危機，喚醒同胞，共同抵抗外來侵略，抵制日本的沒收和焚燒。貨物使國家免受危險。宣傳時我淚流滿面，甚至跪下喊叫、抱怨、哭泣，令人無比感動。同時，我們還挨家挨戶要求每家店都簽署不賣日貨的承諾書。然而，不少店主無論怎么勸，都拒絕簽字。經過了解，原來他們害怕的是商界的主導力量——商會的總代表。他們說，只要商會簽字，我們就保證遵守命令。

于是我們組隊來到了商會（現為蕪湖市工商聯辦事處），但始終沒有見到唐善富會長。唐山甫多次派代表到商會后，都回避見到他們。于是我們就派人日夜監視他。有一天，我們得知唐先生正在商會開會。我們的幾個代表立即趕到那里，從早上一直等到中午才見到他。我們跟他談了國家的情況，提出了很多論點，希望商會能夠帶領蕪湖商界抵制日貨。唐缺委婉的說道：“我個人只有一堆大米，這些大米不是日本產的，所以不需要簽字。至于商會貝語網校，沒有接到上級的命令，是不能簽字的。”談判一直持續到下午，學生會代表通知各學校學生來商會。 ，陸續聚集了四五百人（由于長時間罷課，全市學生都在家，只有外地住校的學生才到，不然早就不止這個數字了）。

那天下著雨，天色陰沉。我們都哭著請求唐主席接受我們的要求，簽署抵制日貨的保證書。談判一直持續到晚上，唐不但無動于衷，還暗中要求馬連家調集軍隊，企圖鎮壓學生。

眾人得知后，群情激憤。我們女部一百多名學生悲憤交加。全隊轉向商會門口，在雨中跪在泥里，向荷槍實彈的戰士們哭訴：“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如果中國衰落，千萬不要”。你有什么責任嗎？”他的一番話，讓士兵們都低下了頭，官員們也都感動了，過了一會兒，他們就撤兵了。

我們又轉身尋找唐山父。此時，一流商學院代表張成賢勃然大怒。他抓起桌上的茶壺，就往唐唐的頭上扔去。 “當”的一聲，唐校長的臉上立刻沾滿了血（翟宗文先生在《安徽史學通訊》發表的回憶文章中表示，這一舉動是楊義真所為蕪湖留學，是記憶錯誤）。領導，我立即命令同學們用偵察棒把會議室里的家具全部砸爛。 直到晚上八點左右，商會秘書才出來。求饒道：“總裁今天受傷了，需要緊急送醫院。改天再說吧。”全體代表忍著饑餓，掙扎了一整天，才回到學校，此時已經是晚上九點多了。

隨后，馬盟要求各學校追查“兇手”，并要求他們排隊，要求他們說出嫌疑人的姓名。各學校當局回應：“人很多，我們不知道是誰干的。”張成賢表示“一個人各司其職”，愿意挺身而出。我們堅決反對并勸他暫時離開。由于張臉上有麻子，怕容易被發現，我們同學一致堅決反對排隊點名，馬盟只好作罷。我們蕪湖學聯取得了這次愛國抗日斗爭的勝利，傳播了“五四”愛國精神，在蕪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21年，安徽巡撫倪道祥和省議會決定減少教育經費，擴大軍費。這引起了光明府、李光炯、徐高福、魯中農、劉西平等全省教育前輩的憤怒，聯名向省政府提出抗議。全省學生立即響應，舉行示威游行。安慶學生向省政府、省議會、省教育廳抗議，蕪湖學生向皖南縣長、縣政府、教育局抗議。安徽省政府悍然派兵向抗議學生開槍，當場殺害安慶師范學校學生蔣高奇，打傷周紹基（周紹基于次年去世），激起了全省學生群體的憤怒。

為了聲援安慶屠殺學生事件，蕪湖學聯派出十幾名代表前往省城參加蔣高奇追悼會，并開展更大規模的示威活動。其中，我們女老師的代表是我和楊一珍，還有徐同學和張同學。高玉涵老師所在的省五中也派了盧伯勛老師陪同。追悼會和示威抗議在安慶舉行了一周，并為江建了血布亭（木亭），里面掛著江的血布。隨后各地學生代表前往各大城市擴大宣傳，發起游行示威。所到之處，人們憤怒，同仇敵愾，士氣高昂。

安徽愈演愈烈的學生運動最終迫使當局做出讓步，撤換了省長和教育廳長。繼任總督徐世英，教育主任姜同厚。他們對待學生運動的政策是“釜底抽油”，派出學生運動先進分子公費出國留學，如周新民、方樂舟、朱自凡、翟宗文等人。高玉涵被派往日本，高玉涵則被派往德國。后來高先生在上海病逝，他的學生為他辦理了后事。

當時因為家里不支持我，加上我又有點膽怯，所以沒有立即出國，所以畢業后又教了兩年書。我有了一點積蓄，在吳學謙等同學的幫助下，于1925年開始去日本留學。

我認為，五四時期蕪湖學生運動之所以能夠蓬勃發展，與高玉涵先生的領導是分不開的。他經常參加我們的會議。記得有一天會后，李老師給了我一本黃布裝訂的進度書，讓我仔細看。井說明書應妥善保管，不得轉借他人。當時，學校當局為了防止“左傾”，到處搜查進步書籍。我怕惹上麻煩，所以拿了高老師的書后，就偷偷地放在了盒子的最底下。我看完后“還給趙”。現在想來，如果我當時認真學習的話，將來我一定會走上一條不同的路。

我不禁對雨涵先生表示敬意，緬懷他熱愛祖國、追求真理、扶助后進生的崇高美德。

八十年過去了，往事仍歷歷在目。每當我想起他們，我都會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來。我經歷過三個歷史時期：前清朝、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點從我的自我報告中就可以看出。我的經歷也說明了一個道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當前，正值國家改革開放時期。我或許無法看到成功的這一天，但根據我的經驗，我確信我們的國家也一定能夠迅速發展，成為世界強國之一，就像“明治維新”后的日本一樣。 。

我這一生經歷了很多，所以選擇如上記錄，免得歷史資料丟失，或者造福后人。

1985 年 5 月 1 日

（此圖文由方金鸞女士之子馬方略先生提供，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