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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期盼的“二孩政策”正式實施，卻在主要城市反響平平。全國范圍內，提交再次生育申請的夫妻數量遠未達到預期水平。原本重視子嗣繁衍的中國人，如今卻表現出生育意愿的顯著降低，這主要源于撫養開支的急劇增加，子女贍養老人的作用不再突出，以及社會對下一代教育品質要求的不斷提高。

為你揭秘中國為何陷入低生育率的陷阱。

單獨二孩政策在上海反響平平。上海市衛計委的數據顯示，當前上海處于婚育階段的女性，高達九成符合雙獨或單獨的生育條件，然而實際申請生育二孩的人數卻低得驚人，不足百分之五。

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五日，上海市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提出了少有的倡議：響應二孩生育規定的上海住戶應積極繁衍后代，理由是，對于家庭構造的平衡狀態以及社會的前進進程來說，擁有兩個子女更為適宜。倡導控制人口數量的人士轉而鼓吹增加生育，這顯得頗為突兀，與人們的普遍認知相去甚遠。

實際上，上海雙獨二孩的申請數量大大低于原先的設想。上海地區存在200萬個雙獨家庭。根據衛計委的調研，40%到50%的雙獨家庭表達了生育二孩的打算，然而在過去的五年時間里，實際提交的申請僅有1.5萬個。

觀察全國情況，2013年12月，當單獨二孩政策剛實施時，國家衛計委計劃生育基層指導司的相關負責人向新華社透露：政策推行后，預計未來幾年新生兒數量將有所上升，每年大約能增加200萬左右的人口。然而，不久前國家衛計委的新聞發言人宣布，到2014年年底，全國僅有將近100萬對單獨夫婦提交了再次生育的申請，這個數字遠低于原先的預期，僅達到了預期目標的一半。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中青報社會調查中心于全國范圍之內，對兩千零五十二位民眾實施了調研，其結果揭示，符合單獨二孩政策申請資格的對象里，僅有百分之二十四點九的人提交了申請資料。這一統計信息表明，即便推行自主生育制度乃至出臺鼓勵生育的相關措施，主動選擇生育的家庭所占比例依然不大。

諸多報道常將中國人描繪成熱衷生育的群體，然而客觀的統計資料卻呈現了不同的景象。為何中國人如今生育意愿明顯降低？

生育成本上升

那所謂的“突然”，其實只是個人感覺。假如把是否生育以及生育數量當作一種投入，那么從代價與回報的增減變化中，就能看出生育習慣演變的方向。

先看婦女的生育成本，主要由兩塊構成。

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腦力勞動崗位顯著增多，體力勞動崗位相對減少，男女平等參與工作競爭，女性幾乎貢獻了家庭收入的一半；女性從懷孕到孩子哺乳期，至少需要一年半時間；如果孩子三歲才進入幼兒園，那么至少需要三年時間。職場中的女性通常需要休整兩到四個月的時間來處理生育相關事宜，重新回到工作崗位后，她們可自由支配的時間不應該過多地用于照顧孩子，而更應當投入到自我增值和提升專業技能上，但現實情況是，許多女性不得不犧牲掉一部分可觀的經濟收入，以及可能錯失的職業發展良機。

養育子女的經濟開銷相當可觀，具體數額因年齡段而異，0至3歲期間，上海地區一項調查指出，一個家庭需要支出32719.5元，4至6歲階段，平均費用為31943元，7至12歲則需31226元，有35%的家長表示撫養孩子讓他們倍感壓力，有人推算，一個孩子從出生到完成大學學業，總計各項花費，包括飲食起居、教育、就業及婚姻籌備，總額可能高達百萬元。

在以農耕為主的年代，男子負責田間勞作，女子從事紡織，男性是家中經濟支柱，女性生育帶來的收入損失微乎其微，因此生育意愿強烈，一個家庭生育四五個孩子十分普遍，撫養孩子的方式注重數量而非品質，直接產生的養育開銷也隨之降低。

在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中，養育一個孩子的開銷最先顯著提高，一個家庭決定生育一個孩子已屬慎重選擇，在撫養方式上必然轉為注重品質，從而使得養育開銷的又一重要方面也隨之增長，在這種背景下，只有四分之一的符合單獨二孩規定的家庭愿意再添一個孩子，這種現象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中國城市化比例2012年達到52.57%，并且每年提升一個百分點。2012年上海的城市化比例高達89%。城市化進程中隱含的生育代價增加，對生育水平產生了顯著影響。這種現象并非中國獨有，而是所有國家在城市化階段普遍經歷和正在經歷的狀況。生育開銷持續攀升，想讓它回落十分困難，西方面向生育的扶持政策本質上是從民眾那里獲取資源，這種做法無法改變整體走向。

當孩子不再是資本品

父母在年輕力壯時撫養孩子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并非追求即時享樂，等到年老體弱喪失勞動能力后，則依靠子女承擔至少部分的生活支持。子女對父母的生活狀況和福祉最為關切，這種情感源于人類天性深處。撫養子女具有資本品屬性：投入是為了未來享受，需要犧牲當下的滿足。

然而上海雙獨生二胎政策，在即時支付即時提取的社會保障體系里，勞動者和用人單位都必須按期，依據勞動者基礎薪水的某個比例，被強制劃撥社會保障費用，持續到勞動者達到退休年齡。以勞動者和用人單位身份繳納的部分，實際上都屬于企業雇傭人員所付出的代價。即時支付即時提取的內涵，是迫使工作者、年輕人以及子孫后代，共同負擔老年人的養老開銷、退休人員的保障以及前輩群體的福利。

在這種情形下上海雙獨生二胎政策起步網校，家庭觀念隨之轉變：既然官方承諾會保障老年后的生活水準，等到我們年老時，其他家庭的子女正在工作并支付社保費用，他們的養老金足以確保退休后的日子過得安穩，那么現在就沒有必要辛苦操勞，節衣縮食地多養育孩子。省下的資金和精力能夠購置更高級的汽車、建造更寬敞的住宅，可以周游各地，從而享受更優越的生活。生命短暫，若不是為了長遠打算，誰甘愿現在承受艱辛？因此，從心愿出發，子女實際上喪失了作為未來養老依靠的意義。

同樣關鍵的是，如今勞動者的生育能力作為養老儲備的支撐也受到了影響，投資熱情降低甚至完全喪失。在家庭養老模式下，家庭成員需要在代際間協商收入分配，明確多少用于贍養長輩，多少用于個人開支和儲蓄，多少用于撫育后代。長輩與晚輩之間充滿關愛，長輩不會侵占子女及孫輩的生活物資。這可以保證一個家庭對子女的投入比例，也能確保在幾代人之間，財富能夠持續地傳遞給下一代。

當前實行的現收現支制度，要求所有在職人員必須將部分收入用于退休人員的養老保障，沒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同時，退休人員也有動力向政府爭取更高的退休金，這將進一步增加在職人員（即下一代）的經濟壓力。這種情況必然降低所有家庭對子女的培養投入，并且造成資源在代際間的流動方向發生改變，整體來看并非流向下一代，而是流向上一代。

因此，將生育子女視為養老保障的觀念，以及撫養后代的實際條件，都顯著降低了。為了滿足含飴弄孫的愿望，或是對期待孫輩的長輩有個交代，只要有一個孩子就足夠了。不僅如此，選擇不要孩子的家庭也急劇增加，反正未來可以依靠他人的子女來補充養老資源，何必辛苦地撫養孩子呢？兩人世界能享受悠閑自在的生活，多么美好啊！

自1970年代起，西歐和日本的生育水平持續顯著低于更替代際標準，單純歸因于養育開銷的增加并不充分，孩子作為資本品的效用減弱并造成生育回報的降低，同樣是必須考慮的關鍵因素。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采用大統籌和小賬戶的運作模式，大統籌部分主要依賴當期收支平衡，個人賬戶則持續累積資金，但由于存在大量空賬，其整體效果已接近現收現支模式，在“養老主要依靠政府”的普遍認知影響下，只有少數家庭愿意生育二胎，這種現象并不令人意外。

重質量的傳統

這兩個原因還無法完全說明中國民眾生育欲望為何如此低迷。新加坡基本屬于華人主導的社會，其城市化程度達到百分之百，然而該國并未采用現收現支的社會保障體系，而是推行以個人賬戶為核心的中央公積金制度。換言之，上述條件僅具備其中一項，但新加坡的出生率同樣不高，在2010年和2011年期間僅為1.2。

考察其他華人群體，世界銀行統計資料表明，2010至2012年間澳門的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0、1.0和1.1，香港則相應為1.1、1.2和1.3。臺灣地區以及居住在美國的華裔，其生育水平同樣不高。類似現象也見于受儒家文化熏陶的社會，比如韓國的生育指數為1.2，日本的生育指數為1.4。

按常理而言，儒家思想推崇“不孝有三，無后為大”，意在提倡生育，然而長達千年的“學而優則仕”觀念，促使華人與儒家文化區域的人格外看重對子女的培養。在舊式社會里，獲取功名能帶來諸多益處，包括免除賦稅，得以做官，在當地提高身份地位，因此形成了“所有職業都低賤，唯有讀書最為尊貴”的價值觀。經過N代人的傳承與加強，這已經成為了Meme。

1976年，英國科學家理查德?道金斯在其著作《自私的基因》里，首次提出了Meme這個概念，其意旨為：在諸如語言、思想、信仰及行為范式等流轉過程中，與基因在生命演化里所扮演角色相似的事物。也就是說，假如生物演化的核心要素是Gene（基因），那么文化演化的核心要素便是Meme（謎米或文化基因）。Gene通過遺傳傳承，Meme通過模仿。

即便科舉制度后來消亡了，這個觀念依然像病菌般保持著自身的活力。因此，隨著步入現代社會，華人及儒家文化區域的社會比起其他地方更加看重后代的培養，在子女教育上愿意付出更多的資源。這種模式側重于提升子女的素質，對素質的投入與對子女人數的增加存在相互制約的關系，從而會限制生育孩子的數量。

如今中國城市家庭對孩子的培養很早就開始重視，他們甘愿犧牲個人享受，只為孩子能掌握更多技能，接受優秀教師的指導。眾多課外輔導機構因此獲利豐厚。所有人都看重教育品質，沒有人愿意讓孩子在起跑點上落后，于是孩子的教育投入不斷升級。這種現象會體現在生育開銷的第二大項上，華人社會的教育花費顯著高于其他社群。

低生育率陷阱

二零一零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國家整體生育水平達到每對夫婦生育一點一八一一個孩子，而上海市的生育水平僅為每對夫婦生育零點七三六六五個孩子。全國范圍內，城市地區的人口生育水平為每對夫婦生育零點八八二一零個孩子，上海市城市地區的生育水平則為每對夫婦生育零點七一三三個孩子。在城市地區，一對夫婦平均生育零點八八個孩子，導致下一代人口數量以百分之四十四的速率快速減少。

然而即便給予生育更多自主權，甚至出臺政策促進生育，鑒于前述三個因素的影響，中國民眾的生育意愿依然很低，因此國家的生育水平不可能出現顯著反彈。大約四分之一的符合單獨二胎條件的家庭不會去申請，而且生育行為會分布在好幾年里發生；以上海為例，一年的申請比例不足百分之五，因此可以設想單獨二孩政策每年能讓總和生育率增加五個百分點，但即便這樣全國生育率也只有一點二四；即便能提升十個百分點，全國生育率也才一點三，依然處在極低的生育水平階段。

育齡夫婦的家庭大約占百分之六十二，一對夫妻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實施后，多數人的生育可能已經釋放完畢，即便允許自由生育，生育率低迷的困境依然難以擺脫。